刘亚楼上将是新中国空军的首任司令员，为空军事业的蓬勃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。他的贡献可谓不遗余力，尤其是在空军建设方面，他的理念可以概括为六个字：“高标准，严要求”。
俗话说：“人无完人，金无足赤。”即使是再出色的人，也难免有缺陷，刘亚楼同样不例外。他本是政工出身的干部，理论上应以理服人，就如同罗荣桓元帅那样。然而，刘亚楼却以性格火爆而闻名，是一位有名的“肝火王”。
在解放战争期间，他在东北野战军担任参谋长，许多人对他感到“害怕”。在辽沈战役中，锦州攻坚战时，第八纵队因失误遭到他严厉斥责，直至现在仍为下属们津津乐道。他的领导风格让人又敬佩又畏惧，然而，没有理由的怒火并非无缘无故。军中若未能真正贯彻东总的命令，便会引发他的愤怒。可在干部管理方面，不能忽视下属的面子，有时问题并非下级不能执行。
脾气火爆不仅让他对他人的伤害显而易见，也可能导致他自己健康的恶化。1965年，刘亚楼因肝癌去世，难道与他的性格没有关联？常言道：“气大伤身，损及肝脾”，这对健康实在无益。
展开剩余70%自空军组建以来，领导班子逐渐壮大，从起初的三位领导人扩展到十多人，如刘亚楼、刘震、吴法宪、成钧、王秉璋、曹里怀、谭家述、王辉球、常乾坤和徐深吉等。这些人物共同推动了空军的发展，形成了强大的领导网络。
刘亚楼是一位永不甘于落后的领军人物，他全力以赴希望将空军建设得井井有条，每日工作时长常超过十小时。他坚决推崇“在陆军基础上建设空军”的战略，虽然重视政治工作，但在实际推进中，有时难免出现“一言堂”的现象。
参与他工作的吴法宪，跟随刘亚楼长达15年，对其工作能力深表认可。事实上，吴法宪的司令员职务正是刘亚楼在生前推荐给林总的。作为战友，吴法宪在回忆录中客观评价刘亚楼，指出他的缺点：方法和态度往往简单粗暴，缺乏对他人的尊重，这种方式影响了上下级关系，尤其表现在对几位副司令员的毫不留情的批评上。
1959年，在选择总参谋长时，有人建议刘亚楼，毛主席称其能力突出，但也指出他与周围同事团结的能力欠缺。从这一角度来看，他的性格适合处理局部事务，但对整体管理能力产生了负面效应。
这一性格的形成不仅受先天因素的影响，还受到后天环境的熏陶。苏联军队实施“一长制”，并没有设立政委制度，所有决策皆由“长”一人说了算。在苏联工作多年后，虽然刘亚楼已成为参谋长，但他无法完全不受这样的体制影响。政委吴法宪在这方面的作用并不显著，其他人的意见不得不以委婉的形式传达，让他稍有警觉。
1964年，刘亚楼访问越南后，空军党委召开常务会议，由政委吴法宪主持，会上常委们对刘亚楼提出了不少意见。这场会议历时较长，吴法宪懂得刘亚楼的工作风格，因此只能选择让在场的每个人如释重负地表达出来。会议结束后，吴法宪将常委们的意见转达给刘亚楼，告知他希望他日后能够更加注意对待下属的态度，例如批评不应过于尖锐、言辞应更为温和，以此避免影响团队团结。
然而，一个人的性格变化并不是一朝一夕之功。此时，刘亚楼的身体状况也开始变得不太理想。1965年，他被迫停止工作，专心养病，可这一切已然为时已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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